01 老师与我

每当想起恩师葛家澍教授，脑海里浮现的是慈祥包容、睿智博学的宗师形象。追随葛老师，成为“葛家军”群体的一员，是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荣的幸事。回顾我的求学、治学和择业历程，每当彷徨不定时，总能得到葛老师的指点。葛老师是我人生每一段重要航程的引路人，指引我避开一个个漩涡暗礁，带领我走进“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自在境地。

1979 年高考时，不知道会计为何物，填写志愿时并没有选择会计系，而是历史系，最终却阴差阳错被录取至经济系会计专业。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会计确实提不起我的兴趣。大一和大二，我还动过转学历史的念头，但当时转系并非易事，所以准备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转折出现在大三时的一个傍晚，我们班的辅导员庄丹老师通知我隔天上午参加全校选拔性英语考试，结果考得不错。事后得知，经济学院的创院院长、我国著名教育家、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全力推动厦门大学与加拿大开发总署（CIDA）的合作交流项目，为此在全院范围内遴选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学生，作为赴加留学的人选。英语考试后不久，受葛家澍院长的委托，经济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李唯三同志和副院长吴宣恭教授找我谈话，告知我大四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读会计，毕业后参加工作分配，二是改学英语，毕业留校一年后通过CIDA 资助的交流项目赴加留学读硕士。我自然选择了留学。

02 引导我求学治学择业的恩师

1984年至1986年，我有幸赴加拿大达尔豪西（Dalhousie）大学管理学院攻读并获得 MBA 学位。我真正用心学习会计就是在这段时间。24门课程中，我选修了13门会计类课程。之所以选修这么多门会计课程，并不是突然喜欢上会计，而是为了在MBA严酷的淘汰制中生存。相比市场营销、组织行为、战略管理等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的课程，这些纯技术性的会计类课程对我来说，可谓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在厦大打下的会计基础足以让我应对自如。记得 1984年启程赴 Dalhousie 留学时，因签证和机票原因，迟到了将近一个月。上学三天后便有一次会计测试，一不小心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当时的任课教师John Parker教授问我为何迟到那么久还考得那么好，我告诉他这门课我在厦大已修过。事实上，厦大会计系20世纪 80 年代的本科教育引领全国，这得益于葛家澍教授、余绪缨教授、常勋教授等会计大家，他们学贯中西，思想开明，身体力行，促使会计系的教学科研充满前瞻性，中西合璧、紧跟国际潮流。

03 老师与我

事后回想，若不是葛老师主政经济学院时倡导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全力推动中加学术交流和留学生项目，我可能早就改行学历史了，说不定现在成为一名热衷于考古的教师了。若不是葛老师主政经济学院时倡导的中西合璧办学理念，为会计系本科生夯实了专业基础，我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的学习也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记得1988年的秋天，我国第一个会计学博士、葛家澍教授的大弟子林志军博士在会计系的办公室找我谈话，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师从葛家澍教授攻读博士。早在本科时代，葛老师就已声名远扬，令莘莘学子仰之弥高，能够拜如此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为师，真乃三生有幸。隔天下午，林志军博士就带我到毗邻南普陀寺的凌峰宿舍楼拜见葛老师。尽管距今已超过30年，拜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葛老师那时虽已66岁，但看起来也就50出头，身着中山装，威严中透露出慈祥和睿智。在摆满著作和杂志、铺满书稿、充斥书香的明亮书房里，葛老师详细询问了我在加拿大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当下表示愿意收我为徒，前提是必须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为此，葛老师还特地介绍数学系的高鸿业老师为我辅导高等数学。1989年9月，我顺利考取，在职攻读会计学博士。历经四年的学习，1993年9月通过题为“论股份制改造中的资产评估问题”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经济学（会计学方向）博士学位。

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与答辩委员会合影

前排左起：陈守文教授、常勋教授、余绪缨教授、石成岳教授、裘宗舜教授、葛家澍教授、吴水澎教授

后排左起：黄世忠、于增彪、何凡

04 引导我求学治学择业的恩师

师从葛老师之前，我只是在 Dalhousie 大学选修过“会计理论”（使用的教材是我爱不释手、至今仍不时翻阅的Elden S. Hendriksen 撰写的Accounting Theory和A.R.Belkaoui撰写的Accounting Theory）一门课，后来通过“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的翻译项目，虽然阅读了一些会计理论的著作，但比较零散和杂乱。攻读博士期间，葛老师要求我们阅读了大量富有思想性的会计名著，如坎宁（John B. Canning）的《会计学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Accountancy, 1929)，佩顿 (William A. Paton) 和利特尔顿（A. C. Littleton）合著的《公司会计导论》（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Accounting Standards,1940）， 莫立茨 (M. Moonitz) 的《会计的基本假定》（The Basic Postulates of Accounting,1961)，爱德华兹（Ed- gar O. Edwards）和贝尔（Philip W. Bell）的《企业收益的理论与计量》（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Business Income, 1961），斯普罗斯（Robert T. Sprouse）和莫立茨 (M. Moonitz) 合著的《一套尝试性的广义企业会计准则》（A Tentative Set of Broad Accounting Principle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1962）， 斯 威 尼（Henry W. Sweeney）的《币值稳定会计》（Stabilized Accounting, 1964 ），钱伯斯（Raymond J. Chambers）的《会计、计量和经济行为》（Accounting, Evaluation and Economic Behavior，1966），斯特林（R. R. Sterling）的《企业收益计量理论》（Theory of the Measurement of Enterprise Income, 1970）等等。至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发布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系列公告和美国会计学会（AAA）发表的专题研究报告，更是必读书目。葛老师不仅要求我们通读这些名著和权威文献，烂熟于心，而且要求全体博士生定期做读书报告，交流学习心得，讨论不同学术观点。葛老师对会计审计原著和权威文献的执着和重视，使我们受益匪浅，为之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后来我自己当了博士生导师，就“如法炮制”，严格要求博士生们一定要多读原著和权威文献，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最好读原汁原味的英文著作和文献。

05 老师与我

师从葛老师，使我有机会拜读并近距离深入了解葛老师富有深邃思想的代表著作，如《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1978）、《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1980）、《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及其边界》（2003）、《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1996）、《会计学导论》（2003）、《会计理论：关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2003）、《财务会计理论研究》（2006）、《公允价值会计研究》（2011）、《现代西方会计理论》（2011）等等，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理论养分，为后来的教学科研夯实了理论根基，拓宽了研究视野。更重要的是，从葛老师汗牛充栋的著述中，我逐步领会到了“独立之思考、自由之思想”的真谛。葛老师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但他并没有因此明哲保身，而是在政治气氛仍然相当保守的年代，发表了震聋发聩的《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檄文，为我国会计学术界拨乱反正打响了第一炮，为我国会计界学习借鉴国际先进会计理念和方法扫清了思想障碍，足见葛老师勇于担当的精神和富有正义的责任心，彰显了坚忍不拔、追求公平正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06 引导我求学治学择业的恩师

葛老师平时待我们和蔼可亲，但治学要求却十分严格和严谨。攻读博士期间，我先后担任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经理和副主任会计师，花费大量时间在审计鉴证和资产评估等业务上，博士论文的撰写进度难免受到影响。葛老师要我自己提出论文截稿期，截稿期前一个月的一天早上，葛老师电话就来了：“世忠啊，注册会计师最讲信用，你可不能破例噢！”收到这个看似温柔的最后通牒后，我压力山大，就暂停了在事务所的全部业务，终于赶在截稿期前完成了论文。提交论文大约半个月后，葛老师将修改得“体无完肤”的论文退给我。羞愧之余，也切身感受到了葛老师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作风。

葛老师长期致力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从早期研究会计对象提出的 “资金运动论”、研究会计本质提出的“信息系统论”等，到后期研究会计假设、 会计原则、会计目标、报表要素、确认标准、计量属性、财务报告等提出一系列独树一帜的学术观点，在概念框架、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等方面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会计思想，影响了几代会计人，也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帮我确立了研究方向。我这几年主要研究公允价值会计、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 创新会计与财务的影响，就是葛老师会计思想对我学术道路产生影响的印记。得益于葛老师治学方面的言传身教，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会计理论来自实践，用于解释和指导会计实践的研究理念，在葛老师的弟子群体中蔚然成风。

07 老师与我

进入耄耋之年后，葛老师依然思维敏捷，笔耕不辍，教书育人，泽被弟子。我查阅了相关资料，葛老师在80高龄之后，为我国培养了33个博士，发表了153篇学术论文和7部著作，内容涵盖了概念框架、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公允价值等领域。葛老师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深深感染了其弟子们，让我们这些学生一刻也不敢懈怠。这几年不论行政事务有多繁忙，我每天都坚持研习专业知识。当然，我们再勤奋，也比不上葛老师那种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专注敬业的治学精神。

葛家澍教授主编的广受欢迎的教材

葛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用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感召其弟子，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葛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大度、厚道、宽容、诚信、正直，要有奉献精神，不能媚上欺下。作为其弟子，我不仅严格遵循师训，而且也要求我的学生尽可能做到。乐于助人，关心学生，是弟子们对葛老师和葛师母的共同印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葛老师时常教导我们的，久而久之，葛老师经常引用的孟子名句也成为我给毕业生题词的首选。葛老师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弟子们不论遇到学业问题还是事业问题，甚至家庭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寻求葛老师的指点。1998年我离开厦大，创办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尽管很快就将天健做成福建省最大的事务所，但到处求人的工作氛围令我很不适应，加上身体透支且无暇顾及家人，让我十分困扰。举棋不定之际，葛老师与我促膝长谈，指出我具有不愿求人、追求人格独立的性格特征，不是经商做生意的料子，但适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葛老师的指点迷津令我茅塞顿开，加上太太坚决支持，2001年初我毅然决然回归厦门大学，重拾教鞭，重新追求独立人格、悠然自得的教书匠生活方式。2003年5月，在时任财政部部长助理、长期主持我国会计改革和预算改革工作的冯淑萍女士的关心提携和葛老师的积极鼓励支持下，我调动到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工作，参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的组建，见证了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的成长和壮大。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创办初期，师资匮乏，葛老师不顾高龄，欣然出任学院的名誉教授，多次出席学院重大学术活动并亲自授课做报告。

回想葛老师对我求学、治学和择业的指导和帮助，我深切感受到教书育人的深刻含义，真切领悟到精神导师的榜样力量。在弟子心中，葛老师未曾离去，他老人家永远与我们同在！

(来源:澍雨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