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2023年春季首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在清华大学顺利举办。会议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承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在大会发表题为《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影响》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寇宗来教授现场发言内容整理。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数字化方面的思考。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回顾人类历史，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与某种“通用目的技术”有关。文字、铁器、蒸汽机、电、化石能源的使用，都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权力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显然，数字技术也是一种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的创造和采用，也即数字化转型已经并将继续革命性地重塑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我觉得要理解和分析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影响，一个自然的起点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释的基本逻辑。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做出论断，国民财富的增长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又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大小。这就是乔治·斯蒂格勒所谓的斯密定理。后来，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机制，即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受制于协调成本的大小。不妨将其称为贝克尔—墨菲定理。
有了这两个定理，我们将很容易理解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影响。第一，数字化会改变传统的交易撮合方式，会将原本在信息意义上分散的千千万万的小市场整合成一个大市场。电子商务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传统的线下交易方式下，因为信息沟通限制，卖家和买家都局限在区域化的小市场中。但到了数字时代，借助于电商平台，许多分散在不同区域的消费者都可以看到某个卖家的产品，这相当于整合和扩大了有效的市场范围，进而由斯密定理可知，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会加深。
第二，数字化会降低分工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成本。在分工和专业化过程中，各环节之间需要及时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在传统方式下，这要求人们在地理空间上聚到一起，但在数字时代，借助于腾讯会议等方式，人们能够随时方便有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不但加强了信息分享的效率，而且也节省了大量的交通成本，故由贝克尔—墨菲定理可知，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会加深。
综合起来，数字化可以通过扩大有效市场范围和降低分工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成本而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并最终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对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影响的总体把握。而到了更加微观的产业和企业层面，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将意味着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接下来我将分析数字化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组织边界以及产业的动态演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回应了江老师上午的演讲内容。
只要对交易成本或者新制度经济学有所了解，应该都熟悉罗纳德·科斯关于企业性质或者企业边界的经济理论。在他看来，完成任何交易，既可以采用以价格体系为代表的市场机制，也可以采用以命令为代表的权威机制。科斯的洞见是，两种机制都有运行成本（科斯之前，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价格体系的运行成本），而企业的本质是用指令替代价格来完成交易。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大致上与企业规模无关，权威机制的交易成本则会随着企业规模递增。两者相等的地方就决定了企业的“有效规模”。这意味着，如果企业的真实规模小于有效规模，则扩大规模会提高效率；反之，如果企业的真实规模大于有效规模，则缩小规模会提高效率。
科斯的理论对于中国早期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计划体制下，整个国家类似于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托拉斯，因而引入市场机制，向各种微观主体下放决策自主权就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应有之义。
接下来，作为对科斯理论的简单应用，我们来探讨数字化如何影响不同规模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演化动态。具体来说，分别对应于降低指令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数字化会造成“大而强”和“小而美”两种效应。
先看“大而强”机制。直观上讲，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组织内部实施指令交易的成本会大幅下降，由此，如果保持市场交易成本基本不变，则组织的有效规模将会增加。数字化导致指令交易成本下降的例子很多。比如，采用ERP系统会使企业内部指令上通下达更加顺畅，会减少各种形式的信息渗漏和扭曲，这些都会提高指令交易相对于市场交易的相对效率，进而会推动企业有效规模的增加。与之对应，现在出现了许多超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另外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学习强国”APP。在座的有很多党员，应该对“学习强国”很熟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现在有超过九千多万的成员。可以想象，在传统方式下，要让如此之多的党员同时学习党的政策文件并评估他们的学习效果是何等的困难，但到了数字时代，借助于学习强国APP，有多少人学习了，学习了什么，学习了多长时间，都是可以瞬间得到的。这无疑极大地强化了党的组织效率，进而能够容纳和有效协调如此之大的党员规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而强”。
再来看“小而美”机制。即便到了数字时代，组织内部的许多交易成本并不是因为上传下达不顺畅所致，而是主要来自于人为的推诿和卸责，此时数字化可能并不会显著降低组织内部的指令交易成本。与之对应，正如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组织内部搞不定的事情或许可以通过“外包”来解决，而数字化的作用就体现为市场交易成本的下降。的确，借助数字化搜索，人们能够更加容易找到潜在的交易对象；借助于微信、腾讯会议等互联网社交和会议工具，潜在交易双方能以更低的成本相互了解和达成交易。市场交易成本下降的结果是，组织的有效规模减小了。最典型的例子是自媒体的兴起。在传统方式下，报纸的分发和购买需要借助于报刊亭等物理场所，大报社由于具有这些线下网点而享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但到了数字时代，资讯能够很容易并且几乎以零成本方式借助于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快速传播。一个人数很少的自媒体团队，只要内容“质量高”（从传播角度看，意味着能够吸引眼球和注意力，并不一定真的具有学术价值和内容深度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就可以借助互联网“杠杆”而产生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再加一个足够长的杠杆，我就可以撬起整个地球。对自媒体而言，“质量”是支点，而互联网传播手段便是足够长的“杠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小而美”。
在现实中，数字化当然会同时影响指令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故从理论上讲，组织的有效规模变化似乎并没有确定的变化方向。但注意到组织内部指令交易成本下降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需要不菲的投资才能实现，但从微观主体视角来看，市场交易成本则是随着互联网传播手段的进步而外生变化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传统方式下居于中间规模的企业将会面临“两不靠”的转型窘境：一方面，它们的规模不足够大，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推进内部的数字化转型，无法享受“大而强”的优势；另一方面，它们的规模又不足够小，做不到“船小好调头”，无法享受“小而美”的优势。正是因为这种“两不靠”的效率陷阱，从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来考察产业组织，将是中间规模的企业会向着两头分化，形成小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大企业越来越大的“哑铃型”产业生态系统。
按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产业演化和经济发展最终都是由创新所推动的。在他早年的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强调了“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企业家进而初创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核心作用。但在他晚年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或许是观察到大企业所支持的大型实验室在产业创新中关键作用，他强调大企业和垄断市场结构更加有利于创新发展。简单对比，两种主张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究其本质，“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却在早年熊彼特和晚年熊彼特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不同产业阶段，对于不同企业，创新性破坏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
任何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故从创新的视角来看数字化的影响，“大而强”意味着，对应于特定的“技术轨道”，有些小企业更能通过“精益求精”的渐进式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并成长为大企业，而数字时代的网络外部性机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优势。“小而美”则意味着在众多的小企业中总有一些会发生“变异”，创造出改变“技术轨道”的颠覆式创新，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加速了中小企业的生灭速度，进而也加速了在位大企业被新兴小企业“换道超车”的产业演变进程。
基于刚才的分析，有三个拓展性的点评。
一个是关于如何理解品牌。提到品牌，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百年老店”，因为百年的时间沉淀，意味着文化、质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位者竞争优势，总之“百年老店”是一个“好”的概念。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前之所以有很多“百年老店”，乃是因为整个经济社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创造性破坏”，进而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工艺，可以父亲做了儿子做，儿子做了孙子做。到了数字时代，维持一个“百年老店”将变得异常困难。数字化转型会加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任何企业，不管其现在有多成功，在持续不断的“换道超车”式的“降维打击”下，都很难长久存活下来。
第二个点评是关于风险投资在创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刚才的分析已经指出，中间规模会成为低效率的死亡区，因而任何小企业要成长为大企业，就必须尽快突破这个死亡区。这意味着，单纯依靠资本积累是不行的，而是必须诉诸于外部融资的资本积聚。小企业的质地总体上良莠不齐，很难获得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风险投资将成为它们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这也表明，风险投资的作用不光在于向小企业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将有发展前景的小企业筛选出来。一个值得强调的现实观察是，诸如阿里、腾讯之类的超大型企业，日益成为在产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企业风投集团。所以，如何实现大企业和小企业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系统，将是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三个点评是关于认知壁垒。为何在位大企业无法长久维持其竞争优势？先看一个现实案例。大家可能知道数字照相是柯达内部产生的。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模拟胶卷还相当赚钱，进而转向数字照相的机会成本很高，此即肯尼斯·阿罗提出的阻碍在位者接受新技术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柯达管理层当时能够预见数字照相将来会完全革了模拟照相的命，他们将有积极性采用数字照相技术。由此可见，在位大企业之所以会被新兴小企业所替代，归根结底是因为认知壁垒。对此，我们不妨引用普朗克的名言：一种新理论之所以赢得胜利，不是因为说服了它的对手，而是随着这些对手最终死去，更容易接受新理论的新世代成长起来了。但从更加积极的角度来看，在数字化转型加快创造性破坏的进程中，任何企业或者个人都更加需要处理好一对微妙的矛盾：一方面，必须做好自己熟悉的业务才能获得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新生事物保持好奇心和敬畏心。
接下来，我将探讨数字化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上午大家都提到数据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新的生产要素，这自然地关联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跟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AI为例进行说明。设想用AI实现某种功能，这将需要一个大的训练成本。比如现在很火的ChatGPT，Open AI为此投入了巨资进行大模型训练。用AI实现某种功能的技术特征是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进而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即平均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然，从原则上，我们也可以采用传统的方法，即雇佣人工来实现类似的功能，其技术特征则是低固定成本和高边际成本。从长期来看，平均成本是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两相对比容易推断，当“产量”很大时，使用AI的平均成本就一定会低于使用人工的平均成本，这意味着，产量很大的标准化产品或者服务在将来可能都会被AI所替代。给定AI的出现和迭代与“数据”这种生产要素密切相关，我们说数字化会加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这种矛盾加剧的原因是智能机器人具有显著的扩大收入差距的“二元属性”。一方面，它在生产属性上越来越像“人”，进而能够替代“劳动”；但另一方面，它在收益属性上依然是“机器”，依然是“资本”。作为“资本”，智能机器人的成本由利率所刻画，但由于它在功能上又能替代“劳动”，这就意味着“工资”最终会被利率所锁定。这样，如果假设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则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就必然会下降。
二战之后，著名经济学家总结出了著名的“卡尔多事实”，其中共有6个，而与我们分析特别相关的有2个，即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平均的利率水平和劳动收入占比都基本保持不变。借助于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两个性质。但托马斯·皮克迪在火爆全球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里展示，现在劳动回报没有资本回报高，进而收入分配问题日益严峻。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为迎合美国“铁锈区”选民而大打贸易战为典型，不平等的代价是严重的。
现在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潮流，除了地缘政治等原因，我们在此强调数字化转型对既有国际分工和贸易秩序的颠覆和重塑。按照H-O比较优势基本原理，不同国家因为要素禀赋差异而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中美而言，中国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生产和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有个前提假设，即至少有一种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的。一般认为，资本容易跨界流动，而劳动则不能跨界自由流动，这大致上也刻画了国家的边界，也奠定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格局。
给定智能机器人既是机器又是人，既是资本又是劳动，其跨界流动意味着，作为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同时发生了跨界流动。所以，随着智能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以传统的资本－劳动比所刻画的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将被稀释，进而国家之间的传统比较优势以及与之对应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将被颠覆和重塑。这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在此意义上，一些高端制造业回归美国并非完全不可能，值得我们警惕和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但需要指出的，既然这种转移是由智能机器人所推动的，即便真的出现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也不能与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画上等号。
接下来，我以三本书为引子来探讨数字化对城市竞争优势的影响。第一本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MIT学者内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其富有远见地预测了数字化将全面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第二本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其预测到以全球化和信息化将削弱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各种差异。第三本是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泽的名著《城市的胜利》，其中尤其强调了中心城市因为聚集效应而获得日益巨大的竞争优势。
那该如何理解数字化生存遇到城市的胜利？一个良好的起点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中的屠能－阿隆索模型。大致来说，设想城市中心有CBD，人们到CBD工作，则考虑到通勤成本，房价将从CBD到郊区逐渐降低。由此不难推理，给定数字化技术可以允许人们远程工作，则数字化会削弱CBD的优势，同样也会削弱中心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优势。但观察现实却会发现，中心城市的优势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也就是说，数字化和互联网并不是像托马斯·弗雷德曼讲的那样让世界变平，而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崎岖，正如大平台赢者通吃一样，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也越来越强。我的理解是，大城市的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与“默会知识”相关的聚集效应。比如说，疫情期间大家都在线上开会，但今天我们都很高兴到线下来开会。两者有什么差别？线上会议固然更加方便，但在有些方面却是无法替代线下会议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来自于面对面人际交流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更加一般的，竞争优势是由公开知识和默会知识共同决定的，而默会知识往往只有在线下才能获得。换言之，线上与线下不是简单替代的，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补充的，进而线上线下融合会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数字化会如何影响我们经济学者的研究方式。作为抽象，假设做经济学研究用到两种要素，铅笔和数据，并将学术研究分为铅笔密集型的理论研究和数据密集型的经验研究。由此，数字化的影响将有两个机制。第一个机制来自于“罗布津斯基定理”。如果一种要素外生增加，则相对丰裕使用这种要素的生产者会绝对获益。以此推理，随着数字变为生产要素并按照摩尔定律指数增加，则数据密集型的研究者会因此绝对获益。所以，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不单是经济学，实际上绝大多数学科都呈现出明显的经验化趋势。第二个机制来自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互补性。简言之，随着经验证据越来越多，理论解释将变得更加稀缺，进而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也会更大。比如说，现在的大数据模型还缺乏基本的理论解释，进而在可解释性、鲁棒性和外推性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困难。观察现实，当前应该似乎还处于罗伯津斯基机制占优的阶段。
最后，我想讲一下数字化跟社会极化之间的关系。在座各位大概都有各种形式的微信群，或许也还看到过微信群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情况。基本的观察是，诸如中医、转基因、俄乌战争之类的话题，人们已经很难进行理性冷静的“和而不同”的讨论。诸如此类的任何命题，往往是有一半人支持而另一半人反对，或者三分之一支持、三分之一反对、三分之一沉默。埃隆·马斯克2018年有个Twitter图片推送，其中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尽管他的政治立场一直保持不变，但随着美国社会日益“左倾”，他在美国的政治图谱中逐渐地从“中左”变成了“中右”，进而他也从民主党的支持者变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的理解是，这与数字时代新闻媒体的智能推送所产生的信息茧房和意识形态极化有很大的关系。
这背后的经济机理，简言之就是“性相近，习相远”。大家都知道这是《论语》里面孔夫子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孔夫子并没有说“人之初，性本善”，那是孟夫子的观点。我个人更倾向于孔夫子的说法。具体来说有三个要点：第一，“性相近”意味着每个人一开始在性情品质上都很相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相近”毕竟不是“相同”，而是有差别的，观察小孩子，哪怕是双胞胎，有的会天性偏左一点，更加倾向于公平，有的则天性偏右一点，更加倾向于效率。第二，“习相远”的含义是，每个人最终的性情品质是受其经历所影响的。正如福柯所言，每个人都由其所接受到信息所塑造的，不妨称其为“福柯效应”。第三，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在信息处理上具有显著的“确认偏差”，我们更喜欢见到我们习惯的东西，或者是对客观的信息按照我们主观希望的方向去解释。
综合以上三点，通过对比平面媒体和数字媒体，我们将很容易理解数字化与意识形态激化之间的关系。
首先看传统情形下的平面媒体。报社要赚钱，就需要尽可能增加其发行量，以便有更大的销售收入或者广告收入。平面媒体的特性意味着，尽管报社知道“人各偏好不同”，即左派喜欢看左派倾向的报道或者不喜欢看右派倾向的报道，右派喜欢看右派倾向的报道或者不喜欢看左派倾向的报道，但报社无法对每个具体的读者有准确的了解，不知道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由此，报社为了追求利润，就会在报道上采取比较中性化的“左右逢源”的意识形态，以免太左而失去右派的读者，或者太右而失去右派的读者。这样一来，根据福柯效应可知，中性化的媒体报道最终又会塑造出比较中性化的类似于纺锤形分布的社会意识形态。
但在数字时代，情况将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最关键的差别是，借助于大数据分析和互联网传播手段，数字媒体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阅读历史等为其“画像”，并以极低的成本推送迎合其意识形态偏好的定制化信息。因为投其所好，这种定制化推送能显著提升读者的“粘性”，但也正因如此，将会使读者陷入所谓的“信息茧房”：尽管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但每个人却只能“选择性”地收到其喜欢阅读的信息。由福柯效应可知，这最终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极化，而随着左派越来越左，右派越来越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图谱就会从单峰分布变成双峰分布。道不同不相与谋，意识形态极化的后果是整个社会越来越难达成基本的共识。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警示道，任何社会都面临两种相反的危险：一方面是过多的纪律和对传统的敬畏导致创新匮乏、陷入僵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主义过度膨胀，社会无法达成共识而趋向于解体或者被外国征服。数字化转型让上述两种危险都变得更加尖锐，因而每个国家或政府都需要在强化监管以维持社会凝聚力（cohesion）和容忍多元化以鼓励创新之间实现艰难和微妙的平衡。
（来源：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