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于资本市场投资决策是否有用？这一问题在上世纪中期引发了激烈的争辩。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但都缺少充分的证据支持。在这一背景下，Ball & Brown（1968）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和事件研究方法，创新性地将会计盈余与股票收益联系起来，开创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先河。该文章于1986年被美国会计协会授予“开创性贡献奖”（Seminal Contributions to Accounting Literature Award），最新的谷歌学术引用次数超过9500次。2019年，Ray Ball和Philip Brown两位教授因该文章获得了Wharton-Jacobs Levy Prize。Dichev（2020）发表于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文章“Fifty years of 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Achievements so far and opportunities ahead”，系统回顾了在Ball & Brown（1968）之后关于会计数据有用性的相关研究，并面向未来探究潜在研究机会。本文摘录其主要思路和结论，以飨读者。

Dichev（2020）以Ball & Brown（1968）结论在近年来以及不同市场的应用作为开篇，致敬经典。经典文献之所以能够永流传，一个必要条件是研究结论的可复制性。Ball & Brown（1968）之后，大量文献采用更新且更长期的样本对其研究进行复制，都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例如，Dechow et al.，2014）。Ball & Brown（2019）在五十年后的美股市场复制了1968年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同时，他们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马来西亚市场，也发现Ball & Brown（1968）结论被完美复现。

质疑

在Ball & Brown（1968）之后的二十年间，涌现出大量的跟随性研究，但大多以改进和优化研究范式为主，例如扩展样本范围、采用时间序列或不同的盈余度量等，总体而言贡献十分有限（Lev，1989）。随着相关文献不断丰富，学术界逐渐衍生出两方面的质疑：一是，会计盈余对股票回报的解释力度（R2）有所局限，在2%-7%之间，会计盈余着实那么有用？二是，如果市场是有效的，会计盈余信息已经包含在股价中，那么会计研究的增值效应和意义体现在哪儿？

回应

随后，一波新的研究浪潮对这些质疑做出了回应。学者们放松了有效市场假说，不再热衷于用市场价格来检验会计信息的有效性，而是聚焦于探讨会计信息是否以及如何准确度量和“捕捉”企业价值。当会计信息所反映的企业价值与市场价格不一致时，学者们不再“固执”地假定市场价格更好、会计信息有限，而开始考虑价格的准确性，以及价格和价值趋同的可能性和时间点。这也是股票投资中基本面研究方法的根本思路。这一思维的转变对会计研究和会计学者意义重大：会计可以用来发现隐藏的价值、帮助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而这是会计学者相比经济和金融学者的研究专长所在。回到学界最初的争议，会计信息是否有用，就转变为研究“会计信息是否能够准确测度企业的真实价值”。

审视

基于这一思路，会计学界重新审视了诸多重要的会计概念和运作方式。首先，是权责发生制和应计项目的使用。Dechow（1994）以股票价格作为价值相关性的基准发现，相比现金流，应计收益与股票回报的关系更强。换言之，Dechow（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理解并认可权责发生制会计在衡量企业价值上的作用。其次，是稳健性原则的运用。Basu（1997）最先提出了会计稳健性的测度方式，并发现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会计确认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该结论所隐含的启示是，改变收益的确认方式对于提高股价与盈余的相关性更有帮助。其后十年，针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大量涌现，对会计准则的修订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Basu于2007年对这一系列文献进行了综述，并发表于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再者，公允价值计量方式的推广也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内容和有用性（Barth，1994）。研究证实，能够准确获取公允价格的会计项目，与股价的相关性更高（Kallapur & Kwan，2004）。

未来

在梳理了研究脉络和主要成果后，Dichev教授在文中提出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思考和建议。第一，在盈余管理方面，研究的基础和关键在于确定盈余基准。现有模型下，盈余管理似乎普遍存在，但事实上真正有害的盈余管理行为可能仅有1-2%（Dechow et al.，2011）。因而，采用更严格的方式来确定盈余基准，例如纳入宏观和行业等考量因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的盈余管理现象。此外，在对应计项目的度量和评价上，我们过多地关注净额，而忽略了应计项目的细节。例如，应收账款金额可能在年度之间并没有变化，但客户类型却很可能有显著差异。应计项目总额和净额之间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真实含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二，在会计稳健性方面，Basu（1997）用股票收益作为信息含量的测度基准，这也被随后的一系列研究广泛采用。然而，这一方式依赖于有效市场假说，并且股票收益有较大的噪音，探究一种基于基本面指标的、独立于市场价格的会计稳健性度量方式显得十分必要。第三，在公允价值计量上，相比金融资产和负债，在经营性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运用公允价值方式相对复杂且存有争议。Aboody et al.（1999）基于欧洲场景的研究表明，允许固定资产进行向上的价值重估，能够提高其与股价的相关性。如何在不同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中准确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值得深入思考。第四，拓展到更广泛的会计准则制定问题，现有准则都要求以资产负债表为核心进行财务报告，但公司运营本质上遵循损益表的逻辑，管理者更加关注收入、成本和利润，准则要求与实际需求是否存在偏离，值得深思（Dichev，2017）。

对于当下盛行的实证研究范式，以及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研究热点，Dichev教授也在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虽然实证技术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现有研究似乎过多地关注统计显著性，而在大样本和数据挖掘的背景下仅仅关注统计显著性容易引起人们的担忧。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重视研究结论的经济意义，关注研究结果的增量解释力（R2）。另一方面，如何运用诸如员工意见、客户评论、管理者影像等非标准的大数据预测会计盈余，并判断这一信息是否被市场准确定价，从而寻找好的投资机会，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尤其是，借助机器学习等不断更新的新技术，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并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是一个需要会计学者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命题。Ball & Brown（1968）一文发表已五十年，会计信息有用性仍争议未休，甚至在近年来愈演愈烈。不可否认，会计数据依旧是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在决策时最重要的一个依据（Graham et al.，2005），但随着新经济的崛起，投资回报与会计盈余的关系却在急剧弱化（Dichev & Tang，2008）。未来五十年，会计标尺如何衡量新经济，会计学者们仍任重道远！

（文章转自：CJAR公众号）